1925年8月的夏夜，住在北京城西三条胡同“老虎尾巴”的鲁迅，率领韦素园、曹靖华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一群青年组织的文学社团未名社破土而出。事情的起因是在1924年的冬天，在北京崇实中学读书的安徽霍邱叶集青年李霁野，通过同乡、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师从鲁迅的张目寒介绍，将从英文翻译的安特列夫的《往星中》书稿，呈送至鲁迅面前。看到“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”李霁野时，这位在青年人眼里很冷峻的导师眼中释放出了浓浓的暖意。这股暖意，也通过李霁野，传递给他身边正在文学和人生道路上奋斗着的一群青年人。
鲁迅看出来，韦素园是这群“石材与泥土”的核心。韦素园曾是安徽法政学校的学生、安庆学生运动的领袖，1922年春天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病退回国，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读书，还在北大中文系旁听，选译了梭罗古勃的《蛇睛集》，正在寻求出版。当时聚集在韦素园身边的，除了李霁野，还有他的弟弟韦丛芜和同乡台静农。1923年韦丛芜和李霁野一同考进北京崇实中学读高中，台静农则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旁听。还有和韦素园同去同回的留苏学生曹靖华，是河南卢氏县人，此时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。这几位颠沛流离的青年学生，因为穷，时有断炊之虞，靠偶尔得到的稿费或典当衣物维持生活。他们怀着比“喜马拉雅的绝峰还要高”的理想，那就是从事文学创作和译著工作，替中国“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”。他们在鲁迅的指导下，用手中的笔，犁开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译著界的冻土。
鲁迅建议“我们试办一个出版社”，专门出版社员的创作和译作。办社所需的600元资金被拆解成6份承诺：“大先生”独自承担起半数，余下的由5个清贫学子分扛。鲁迅把自己的译作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《小约翰》首先交付出版，作为开门书，这种赤诚和信任，催生了未名社的问世和成长。
鲁迅解释未名社并非“没有名目”，而是“还未想定名目”，寓意如初生婴儿般充满无限发展的可能。鲁迅在“融洽”的合作中，看见的不只是青涩的文字，更是青年们“宁作泥土”的孤勇。鲁迅像园丁修剪幼苗般指点译稿，修改作品。咯血的韦素园坚韧的笔尖不停地在《外套》中游走，肺结核的阴影与妥思陀耶夫笔下俄国人民的苦难重叠；台静农在《地之子》里埋下皖西的乡愁和淮南民歌，让乡野的艰辛长出文学的树苗；李霁野翻译《简爱》时，英国桑菲尔德庄园的月光与自家后院“小南海”的湖光在译稿里呈现出相映的风景；韦丛芜的诗集《君山》闪耀着青春的光芒，让鲁迅称赞是“青色”可看的诗章；曹靖华译自苏俄的《烟袋》和《铁流》，如同乌拉尔山和大别山一样苍茫悲壮。他们蜗居在北京沙滩新开路的“破寨”，用俄语、英语词典充作枕头，翻译苏俄和北欧的作品。鲁迅和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，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，将异域的巨石推向中国文学的山巅。这个中国文学荒原上的“实地劳作、不尚叫嚣的小团体”，在文学的阵地上耕耘，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片茂密的森林。
最难忘的还是未名社7年时间创业艰难中的相濡以沫。因为译介苏俄作品被政府当局以“共产党机关”搜捕招致了未名社成员的牢狱之灾，铁窗内外传递的不仅是馒头盐菜，更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。韦丛芜从“三一八”惨案死人堆里爬出来，向鲁迅报告这一惨景，鲁迅为此写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这篇震铄千古的檄文。当韦素园病重，社员们轮流送药的身影在西山小径上流连不断。从上海到北平探望母亲的鲁迅也前去西山看望。韦素园病逝后，鲁迅又写下《韦素园墓记》，称赞他虽非“天才”或“豪杰”，却是“楼下的一块石材，园中的一小撮泥土”，为之发出“文苑失英”的慨叹悲鸣。大先生为年轻人改稿的墨迹，垫付的还尚带着体温的印刷费，最终凝成《鲁迅全集》里温暖的注脚。鲁迅先生以脊背为盾牌，为这群年轻人挡住时代的寒潮风云。这种支持让未名社成员的译著总带着体温，温暖着寒冬里的读者。未名社还成了一群革命者的落脚点，王青士（龙华24烈士之一）、李何林（南昌起义参加者）、王冶秋（时任中共霍邱县委书记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）、赵赤坪（叶集著名革命烈士）等先后在此避难。
特别不能忘记的是飘落在台湾岛的台静农先生。抗战胜利光复了台湾，可是宝岛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据时代，中国文化的土壤几近荒芜。台静农以一腔孤勇，携着鲁迅“移栽乡野泥土气息”的文学理想，在台湾大学的龙坡里，重整中国文学的脉络。台静农以笔墨为舟、讲台为渡，将《诗经》中激情凝结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胎记，《楚辞》优美辞章中生长着的爱国忧愤，《史记》的雄浑沉郁，唐宋传奇的神奇，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爱国情怀，《红楼梦》的高峰突起……都化作阿里山的松涛、日月潭的碧波，滋润着台湾岛这块干涸的文化土地。他深知，文化的传承要让年轻的心在《古诗十九首》和唐诗宋词的含蓄中感受民族的文化根脉，在《后庭花》和元杂剧的市井喧哗里听见庶民的笑泪和亡国之恨。在台大中文系，那些从他手中接过文化火把的学子，多年后仍记得他诵读《离骚》时微颤的嗓音——那是跨越海峡的中华之音，是文化血脉最深处的震颤，是心灵的归属。而今，台大文学院的廊柱间，仿佛仍回荡着他用安徽口音吟哦的词章诗句。那些辞章诗句从《地之子》的乡土和淮南民歌中跋涉而来，穿过战火与波涛，最终在龙坡里的书斋里落地生根，长成又一处中华文化园林中的风景。
未名社仅存7年，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刻下深深的痕迹。他们译介的二百多部作品，构建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处精神坐标系：从果戈里的《外套》到爱伦堡的《烟袋》，这些带着伏尔加河激流的文字，让他们的文字找到了自己的大河奔流。台静农的《建塔者》，更以皖西方言为砖瓦，筑起乡土文学的史诗与丰碑。
百年后再看未名社同仁的黑白合影和泛黄的未名丛书杂志，模糊的身影和薄脆的纸页上依然跳动着赤子的心跳。他们证明了：文化的火种不必是耀眼的火炬，也可以是深埋地下的根系。今天，安徽叶集的未名湖畔，鲁迅和几位学生的雕塑仍在复述当年的故事；未名社纪念馆的墙上，鲁迅的墨迹依然灼灼如新。这群“无名的泥土”，终究长成了守护文学星空的森林——每片叶子都写着：未名者，非无名也，乃待后人续写其名。
*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六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市文联原党组书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