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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贵祥:好汉楼

浏览次数:383 时间:2024-10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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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徐贵祥,男,1959年12月出生,安徽六安人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,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。著有小说《弹道无痕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马上天下》等。曾获茅盾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军文艺奖等。

创作谈 | 从公文写作到小说写作

徐贵祥      

 1983年,《飞天》杂志第7期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相识在早晨》,几乎与此同时,我由炮兵团“英雄炮兵连”排长调任师政治部群联科干事。

  这两件事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,特别是调师机关工作。按说我应该非常珍惜,可是,我却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,很快我就发现,我不适合做机关工作。

  我所在的野战师,历史上被誉为“猛虎师”,我入伍时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,后被赋予快速反应部队,也就是说,四面八方但凡需要,本部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。由此可见,师机关的运筹帷幄能力多么强大,机关干部们多么精明强干。司令部的参谋军事素质很高,协调组织行动密不透风;后勤部的助理员们对于军需、军械、军医和军事交通业务了然于心,几乎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。政治部干什么呢?在非战争时期,政治部干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写公文材料上。我们经常撰写的公文有教育大纲、经验总结、典型事迹、动员报告等等。

 我们科李升成科长个子不高,烟瘾很大,常常,一个重要的写材料任务布置下来之后,能从科长办公室的门缝下面看见不断飘出的烟雾——那就是科长浓密的思绪。科长理出思路后,召集全科坐在一起“推材料”,从标题到分段提纲、观点、例证等等,一一推敲,大家贡献智慧,形成初稿,然后再由科长修改。一份材料从酝酿到成文,往往要经过很多道工序,一稿、二稿、三稿甚至五、六稿,如果把它们全部集中起来,那就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彩色思想史。

 科长的办公桌上,通常放着一盒彩色的硬笔,黑红黄绿青蓝紫,科长在改稿的时候,目光深邃,思维清晰,嘴上的烟卷和手中的硬笔同时行动。科长笼罩在浓厚的烟雾里,思想的火花不断闪烁,稿子上彩色的线条和标注、符号层层叠加,密密麻麻。后来我曾经想,就是把世界上眼光最犀利的编校人员请到我们群联科,恐怕也很难辨认科长的思想轨迹,很难保证不出差错。但是我们可以,我们这些干事就像科长那样,面对泥泞不堪的稿件,捏着彩色硬笔,好比举着毛刷一遍一遍地洗刷稿件的瑕疵,最终让它脱颖而出,成为一篇干净利落、言简意赅、措辞准确、观点新鲜、事例生动、逻辑严谨的高质量“材料”,有的登上《解放军报》或者内参,有的成为首长在大会上慷慨激昂的声音。

我很快发现,科长喜欢“推材料”,机关干部们对此都是乐此不疲,沉浸在“推材料”的氛围里,大家似乎都很享受,唯独我不喜欢。我是被动地卷入到“推材料”队伍的,我甚至排斥“推材料”,只是因为工作,我不得不耐着性子、硬着头皮去和大家一起“推”。那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这段“推材料”的经历对我以后当编辑、写小说产生的影响,那时候我热衷于写诗,写“大漠孤烟为什么直,长河落日不太圆”,我的脑子里经常跳跃着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和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我在参加“推材料”的时候常常走神,眺望辽阔的戈壁和雄浑的远山,想象在那里构建一个特殊的空间,让自己的青春在金戈铁马的洪流中燃烧。

1984年春节后,我被借调到集团军政治部,还是“推材料”,而且是要求更高的材料。对于我来说,这仍然是赶鸭子上架。虽然我被各级首长误认为是“笔杆子”,但是对于“材料”这样的公文写作,我既提不起兴趣,也不想有所作为,以至于当时有位首长纳闷地说,说这小子平庸吧,他老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;说这小子有才吧,写材料老是不着调,花里胡哨的。我在集团帮助工作的那段时间,很不开心,经常跑新乡市图书馆,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,然后把一些优美的抒情词句加在公文材料里面,确实不伦不类。牵头“推材料”的处长不高兴,我更想离开他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年7月,集团军组建侦察大队,通知机关干部志愿报名。我火急火燎地给所在师政治部首长打电话,要求参加。政治部首长喜出望外,大约考虑我曾经有过到前线执行重大任务的经历,也可能考虑到我在集团军写材料没有建树,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。

任务来得急,我当即回到师政治部,回到机关干部单身宿舍,打点行装。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,我们政治部秘书科有位管理员,名叫李大海,为人忠厚,低调简朴,他帮助我洗被褥和蚊帐,帮我准备到前线的一应物资。一年后,我从前线回来,发现当初被我扔掉的一双破凉鞋,又被他修补好了,变得精美柔软。他拿着这双鞋说,新鞋好看,旧鞋舒服。兄弟,它在等你回来,它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

我愣了半晌,终于明白了,这老兄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他对我的关怀。那双凉鞋,我又穿了好几年。

欢迎晚宴上,科长要我讲讲前线的故事,讲讲关于生死,讲讲关于勇敢与怯懦,我只简单地讲了一些经历和思考,很快就喜形于色地跟大家讲,我在前线写了六部中篇小说。我讲得津津乐道,讲得忘乎所以,全科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

科长说,啊,原来你要求到前线去,是为了写小说啊,难怪……

一位老干事说,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想着写小说,你就没有想到,有一天你会牺牲?

我说,就是因为想到了我可能会牺牲,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写小说,我要赶在那颗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,为我的小说写一个好的结尾。

科长举起酒杯说,我明白了,在群联科写材料,确实不是你的理想,你带兵去吧,好好体验生活,我祝愿你早日当一个作家……我们师历史上就出现过一个作家,也许,你能成为第二个。

果然,这以后,我就到基层带兵了,几年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,正式摆脱了“推材料”的枯燥生活,开始了信马由缰的形象思维。

2024年春天,一次聚会上,几名战友聊起了我们的年轻时代,讲起了我们的“单身宿舍”,讲起了当年凑在一起写材料的经历,唤起我的回忆,灵感喷涌。这才意识到,当年“推材料”对于语言文字的精雕细琢,在不知不觉中,已经注入我的血液当中,已经成为我使用这门工具的基本功。我要感谢那段生活经历,感谢我们当年的“推材料”,感谢我的老科长和老同事,也包括李大海和那双旧凉鞋。

一个月后,我写下小说《好汉楼》,致敬我们的青春岁月。

《好汉楼》赏读

我不是作家,但我是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,我一直在做文学梦,从少年到如今。我深信,文学让人安静,文学让人年轻,文学让人清澈。我用我的笔在纸上歌唱,表达我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,表达我的感情和理想……好了,读者同志,不浪费您的时间了,我先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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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多年前,我在某部通信营二连炊事班工作,有一天副连长马莉找我谈话,说师政治部宣传科要一名打字员,物色到我头上来了。我一听,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,从炊事班到宣传科,这也太不靠谱了。

我问马副连长是不是跟我开玩笑,她眼睛一瞪说,我跟你开过玩笑吗?你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需要处理,马上给我卷铺盖,吃了午饭就去报到。

这简直就是喜从天降,不过我还是有点儿纳闷。

我参军并不是自己的选择,而是我父亲的意思,他当过兵,只当了三年,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军官。高考填志愿的时候,他要我报考军校,我倒是填了,可是那所军校没有录取我。我父亲没有气馁,在我大专毕业之前,他把我的成绩单送到县武装部,硬说我是当兵的料儿。

父亲跟我讲,大学生士兵可以直接提干,这当然是真话,他想让我圆他的军官梦。可我知道他还有一层考虑。

我读大专的时候参加了文学社团,课余就戴着耳机听小说。那年暑假回家,父亲见我成天戴着耳机,非常不满,跟我讲,天天戴着个助听器,难道你的耳朵有问题?

我跟父亲讲,我这是在听专业讲座呢。父亲将信将疑,最终还是把我送到部队了。

没想到新兵集训之后,我被分配到炊事班,而且还不是大厨,主要职责是打杂。

到炊事班的第一天晚上,我给父亲打电话,告诉他我在炊事班揉馒头。他也愣住了,安慰我说,这是好事啊,天将降大任于斯人,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……

值得欣慰的是——啊,读者同志您笑什么,笑我说话文绉绉的?是的,我有这个毛病,讲话的时候爱用书面语,显得自己有文化。其实,这个毛病也有好处,我就是因为口语书面化,引起了副连长马莉的关注,她让我业余时间参加修订连史。很快我就对连史产生了兴趣。

我的文字功底不错,经常能够从资料里发现瑕疵,比如连史原稿里有“俘虏敌团长张立明一名”,我就向副连长提出来,这是病句,张立明就是一个人,没有必要再加“一名”。再比如,“刘崇同志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被炮弹炸断的电话线”,我说那不可能,因为电话线是被冰雪覆盖的,刘崇同志只能一截一截地找出来,不可能“猛虎下山”,再说那时候他已经负伤了。诸如此类的发现还有很多,得到了马副连长的认可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,她推荐我到宣传科当打字员吧。

师机关大楼在营区中间位置,通信二连在营区东边,中间隔着两个小山包,两公里多一点儿。那天午饭我吃得心不在焉,草草了事,马副连长派我的同事、炊事班洗菜员陈秋,推着买菜的三轮车,送我到宣传科报到。

陈秋是我的好伙伴,我能够参加连队修订连史,让他羡慕得不得了。陈秋想当文书,他说他当了文书,复员后找女朋友就有身价了。

路上陈秋问我,你家里很有钱吧?

我说,我家就是一个开超市的,能有多少钱呢?现在生意不好做。

陈秋说,那你怎么能调到机关当打字员呢?听说还能直接提干。

我有点儿不高兴,想了一下才说,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,我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士兵,我怎么就不能到机关工作?再说,你认为关系是万能的吗?好好工作,争取早点儿当上文书。

我没有告诉陈秋,我其实就是个大专生,还是林木专业。

陈秋的脸灰了一阵,再也不言语了。山道弯弯,很快就到了,直到我扛上背囊,拎着网兜上了办公楼的台阶,他才慢悠悠地说,毕得富,星期天我来找你玩吧,我还没有进过办公大楼呢。

我转过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陈秋,腰杆顿时挺直了许多。我说,好的,等我工作落实了,就给你打电话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办公楼台阶,回头一看,陈秋还站在那里。我心里说,拜拜陈秋,拜拜通信二连,拜拜炊事班,我要到机关工作了,我再也不跟你们一起和面洗菜了。

我把东西放在办公楼一层的卫生间里,兴冲冲地上楼了。问清楚姚副科长的办公室,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,心里一阵狂跳,突然紧张起来,情不自禁地摸摸风纪扣,检查了鞋带。

这时候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一个上尉,见我杵在那里,朝我笑笑说,是毕得富吧,姚副科长在开会,让我等你。我来给你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,然后你到好汉楼住下。

这是我到宣传科见到的第一个人,名字叫东南风,文化干事。我对他印象很好,他对我印象也不差,以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,同他也有关系。

运气来了,挡都挡不住,我不仅调到机关当上了打字员,而且住进了好汉楼,这比先前住在通信二连炊事班要强多了,虽然是同组织科的打字员毕然合住。

到了好汉楼,拿出东南风交给我的钥匙,打开门,看见屋里有两张空床,墙壁和地面都很干净。卫生间一点儿异味也没有,不像我们通信二连炊事班,每天几遍冲洗,照样有刺鼻的尿臊味。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个室友,同时也想到,我得注意点儿,往后多干活。

下午下班前,我回到办公室,姚副科长见到我很高兴。这才知道,宣传科原来的打字员刘牧参加集训了,结束后很有可能提干,他的工作由我顶替。

我一听这话明白了,原来我还不是正式的打字员。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,如果刘牧提干不成,那我不是还得回通信二连炊事班吗?我琢磨要不要把这个疑问说出来,姚副科长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,哈哈一笑说,你安心工作,只要你表现好,就能留下来。

尽管姚副科长这么说了,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,我估计,除了刘牧的亲人,最希望他顺利提干的就是我。

姚副科长带我到几个办公室,认识了宣传科全体军官,教育干事段金海、新闻干事方田园、文化干事东南风、内勤干事富金山。因为科长面临转业,姚副科长主持工作。姚副科长对我说,这是编制表上的职务,在工作中并不是严格按照编制履职,分工不分家,咱们基层宣传科,所有重要工作都要一起上,包括你们几个战士。

宣传科还有两个女兵,军人俱乐部的袁月和韩小涵。袁月是俱乐部主任,二期士官。到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见到她们了,不过没有怎么说话,只打了个招呼。

当天晚上,回到好汉楼三层,走到门口一看,里面有个瘦高个子士兵,正在愁眉苦脸地看着我的床铺。我犹豫了一下,敲了敲门,里面的人似乎吃了一惊,转过脸来,盯着我足足看了两秒半钟,拉着脸问我,你是怎么弄到钥匙的?

他的脸本来就长,往下一拉就更长了,让我很快就联想到木瓜。

我说,是东南风干事给我的。怎么,您不知道?

高个子士兵说,我才安静了两个晚上……他们也太不尊重人了,说都没有跟我说一声。你贵姓?

我立正回答,毕得富,完毕的毕,得到的得,富裕的富。

他的眉头皱了皱,但是很快脸上就松弛下来了,啊,这么巧,我也姓毕,毕业的毕,然后的然。

我趁机套近乎说,那我们就是兄弟了,我知道你比我早两年入伍,我叫你毕哥吧。

他冲我一挥手说,进来吧,千年修得同船渡,进了一个门,就是一家人……不过,你不能喊我毕哥,我们部队,相互之间称呼职务。

我进去了,刚要坐下去,他咋呼一声,不要坐床,条令规定,非休息时间,只能坐这个。他一本正经地说完,伸出一条腿,从我的床下踢出一个小马扎,一直踢到我的面前说,非休息时间坐这个。

屋里只有一个简易的写字台和一把椅子。我当然明白,他的这个举动其实就是下马威,他不想让我坐那把椅子,而且不仅是今天晚上,只要我今天没有坐上,那么就意味着,在此后的岁月里,我就不能享用那张写字台和那把椅子,还有他床边的那个白色书柜。

我盯着他,同时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我们的集体宿舍,二十多平方米,因为家具少,显得空空荡荡。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弄到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,还有书柜。可是我到哪里去弄呢?

我没有坐那个马扎,因为毕然已经坐在椅子上了,仰着他的木瓜脸,就像从高空俯瞰我。

我坚持站着,不让他俯瞰。

他似乎捕捉到了我的对立情绪,没话找话地说,你睡觉打呼噜吗?

我说,我打不打呼噜,我自己怎么知道?我要是打呼噜把你吵醒了,你就把臭袜子捂在我嘴上。

他嘿嘿一笑说,哪能呢,我是怕我打呼噜影响你休息。

我说,我不怕,我要是困了,外面打雷都听不见。

三言两语,我和毕然就算熟络起来,他告诉我,他也是大学生士兵。毕然说,只差二百二十三分,我就能读清华北大了。

我的心里一阵冷笑,但是嘴上说,那你怎么还来当兵啊?

他说,尽义务啊,适龄青年应征入伍,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我跟你讲,现在,大学生入伍是流行风,我们“长虹师”今年有三百名大学生士兵,调到机关工作的有十二个,已经有五个参加集训了,运气好的话,至少能提起来三个。你小子命不错,才当半年兵就到师政治部了。

我突然听到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,好像叹息他的运气不好似的。

我终于坐到小马扎上,我得缓和我们的关系,居高临下就居高临下吧,谁让人家是老兵呢。

虽然姚副科长说,只要表现好,就可以留下来,但我总是不放心。我对提干兴趣不大,但也不是没有,如果让我选择,是提干还是回到通信二连炊事班工作,我还是选择前者。

我把我的担心告诉毕然,请他指点迷津。他哈哈一笑说,你放心,刘牧啊,他回不来了。

说完这话,他的手臂抬起来,手心向下,在胸前往下一按,好像按在谁的脑袋上。

我觉得他话里有话,问道,他为什么回不来了?

毕然看着我说,他是因为思想意识有问题,被赶出宣传科的。最后这句话,他几乎是用一字一顿的口吻说出来的。

我说,什么叫思想意识有问题?是不是小偷小摸?

毕然说,这个你都不懂?思想意识有问题嘛,就是,就是脑子有问题,他偷看女人洗澡。

我吓了一跳,说,那怎么还让他参加集训呢?这样的人,能提干吗?

他笑了,集训,谁跟你讲的?那是你们姚副科长编造的,给他留个面子,住进集训队,实际上就是等待复员。

虽然毕然这么说了,我还是不太相信,我甚至看到毕然讲起刘牧的时候,眼神有点儿不对,目光空洞。好像他不是在跟我讲话,而是在同操场那边的山头讲话。就凭这,我判断出来,毕然同刘牧的关系肯定一般,他不喜欢刘牧,可能刘牧也不喜欢他。

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。

宿舍在好汉楼三层,毕然的床铺在里面,写字台对着窗户,西面是一个山坡,通向远望阁。熄灯号响了之后,从窗户往外看去,黑咕隆咚的。我很想到远望阁坐一会儿,但是我不能轻举妄动。

毕然好像也没有很快入睡,翻来覆去的,偶尔还克制地咳嗽两声。躺在铺上,我想象原先睡在这个铺上的刘牧,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从刘牧的身上,我又想象,住在四楼的袁月和韩小涵、套间里的姚副科长、二楼的东南风干事和方田园干事……这六十多个房间里的人,这会儿都在干什么呢?在这个黑漆漆的夜晚,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蝙蝠,飞翔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。

到了半夜,我被自己的一声呼噜惊醒了,接着我就听见毕然发出了一声叹息。我的天哪,他还没有睡着,他在想什么呢?难道他还在想刘牧的事情?


……未完待续

文刊载于《小说选刊》2024年第10期